除此外,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闯将,在其百年生涯中,还被赋予很多很高的评价:“新中国城建的开拓者”、“包产到户,万里第一”、“安全正点万里行”,“解决难题的能手”,当这些评语再映入眼帘,仍能感知到万里一生做过和经历过的实事震撼人心。

1.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两次斗争

“万里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经历的是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曾跟大儿子万伯翱说过,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嘛,这就是一出戏啊。”

安全正点万里行

1975年1月18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59岁的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整顿当时国民经济最薄弱的首要环节。此时,他已是一个有着39年党龄的共产党人,也是在\”文革\”中几经沉浮的老干部了,此刻临危受命,他面对的是比战场和工地更为复杂的局面,因为这是一个\”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的特殊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正在危及着党的事业和经济工作。而此时的中国铁路,正处在半瘫痪的状态,党性丧失,派性作祟;指挥不动,调度不灵。号称是大动脉,却不通不畅,恶果已经波及整个国民经济。

第三任铁道部长万里(资料图)第三任铁道部长万里(资料图)

万里不自觉中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面对危局,万里没有让党中央失望,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牢牢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他认为:派性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解决派性斗争,铁路复兴无望。很快,在他的主持下,中发(1975)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毛主席审阅后,下发实行。

随后,万里携令出京,他以政治家的魄力和果敢,一战徐州,再战郑州,三战兰州,用霹雳手段,果断清剿各种派性力量,拨乱反正,迅速打通陇海、京广、兰新等铁路枢纽。万里提出了“四通八达,多装快跑,安全正点”的口号,人们估计要3年才能整顿好的目标,他力排“四人帮”的干扰,用半年时间就实现了。半年过后,铁路正点率大幅上升,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正像毛主席评价万里的一样,铁路开始\”日行万里\”,成为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开路先锋\”。而万里作为党内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业已深入人心。

可是不久,随着邓小平的又一次下台,万里再次受到冲击,被剥夺了领导权,被批斗和气得患了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

安徽改革岁月

1977年夏,被解放出来的万里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已经可以自由行动,尚未公开露面。听万里说要去湖北,他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主政安徽。他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万伯翱说:“父亲到了基层,对当地穷的程度大吃一惊,他看到农民没裤子穿,孩子都藏在地锅里取暖,临近年关,却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父亲讲,《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放粮,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万里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身边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一把夺过稿子,不听他们讲形式主义那一套,自己直接到农民家里去看。3个月后,安徽省委出台了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

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始疑惑很大: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么,“阶级斗争”这个“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对此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想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邓小平和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黄山邓小平和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黄山

万伯翱说:“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父亲绝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还在提倡‘农业学大寨’,父亲却想,现在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学不起啊。他对‘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淡然处之,对极‘左’的形式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会议要求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但万里就是不去,叫下属去,万里还交代:“你去只带着耳朵,什么话也不要讲,回来也不要传达,回来就抗灾、救命。”

不久,全国各地对安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有人说:“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也有人告诉万里,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群众拿着报纸来找父亲,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父亲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力排众议,才帮助父亲完成了改革。”万伯翱回忆,“当时父亲还跟母亲说,做好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小岗村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有民谣称“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现在被称为“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

2.新中国城建的开拓者

1958年3月,万里调北京市工作,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建设一批“国庆工程”,包括“十大建筑”:即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火车站、北京农业展览馆、北京华侨大厦、钓鱼台国宾馆、工人体育场。这些重点工程,由总理周恩来领导,万里具体负责。

1958年9月8日,万里出席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他要求“设计、施工质量,到世纪末以至下个世纪都用得上看得过。一定要超过过去,超过我们的老祖宗,做出无愧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好的设计来。”会后,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市委向各地建筑专家发出邀请信,请他们进京共同研究设计“十大建筑”。

到9月10日,分散在各地的建筑专家已齐聚北京。北京市委要求专家在5天内拿出第一稿设计方案。9月15日如期完成。到10月中旬已完成8套设计方案,送周恩来审定。周恩来最后确定了第8套方案,并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10月底国庆建筑工程陆续开工。

万里指挥修建的十大建筑之一——人民大会堂万里指挥修建的十大建筑之一——人民大会堂

万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国庆工程上。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国庆工程,必须贯彻实用、经济和在可能情况下注意美观的原则,尤其是安全问题必须切实做好。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不应少于300年”的指示,万里组织成立了大会堂结构安全小组,专门负责监督、检查结构安全工作。

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1959年9月10日,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并交付使用。与此同时,其他几项“国庆工程”也陆续建成。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的前一天,毛泽东视察了人民大会堂,当他看到只用10个月13天就完成了比故宫总建筑面积还大的工程,而故宫花了10多年才初步建成时,毛泽东称赞万里:“你是万里嘛!别人是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万里。”1994年3月29日,在《万里论城市建设》一书出版之际,李瑞环为此书作序,称赞“万里同志是新中国城市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3.元老们的故事

万里与邓小平

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中写道:“万里同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习仲勋和廖承志(中)、万里在一起习仲勋和廖承志(中)、万里在一起

谈起父亲和邓小平的情感,万伯翱告诉记者:“父亲从入党开始,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邓的得力干将。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敏锐眼光、处理事务的辩证方法等等;而邓小平之所以信任父亲,也因为危急时刻,父亲都能够扛得住,出色完成任务。”

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新中国成立后,万里一直跟着周恩来、邓小平搞经济建设。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万里当第一任城建部长,1958年组织搞“首都十大建筑”;邓小平“三下三上”,有两次是万里与他风雨同舟同下同上的。

万里与习仲勋

在叶匡政著的《大往事》一书中提到,“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耀邦同志原话)。”“仲勋恢复工作后,在万里邀请下随广东省黄静波副省长去安徽取经,学习农村经济政策。当万里谈到仲勋在广东面临的形势时,十分关切。尤其是当他得知仲勋随行没有带一名干部的时候,急得拍了大腿。”

据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回忆,“2002年春节老爷子最后一次去广东,有点英雄暮年的意味,他说我来跟广东人民告别。整个春节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待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了。老爷子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老战友了!两人谈笑甚欢。另外一个就是在李长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

4.万里与家人

万里不平凡的感情世界

万里的情感与家庭生活,外界鲜有人知。1937年10月,东平县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东平县工委在万里家成立,他担任书记。次年8月,东平县陷落,万里先后调任泰西特委、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尔后又担任了运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不仅表现出职业革命家超人的才能和胆略,而且吹拉弹唱写样样都会,是冀鲁豫边区三大才子之一。就在这时,万里结识了边涛,并产生了深深的爱情。

边涛当时不满20岁,是一个出身贫苦家庭的知识分子。她从小深受鲁迅著作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是冀鲁豫边区的“三大美人”之一。万里和边涛的志同道合,在党内被传为佳话。1940年8月18日,他俩在抗日游击战争最残酷的“反扫荡”中结为连理。在10年艰苦卓绝的战火硝烟中,边涛与万里一起出生入死,感情更深挚,先后生下了万伯翱等5个子女。

万里和家人。自左至右:万里、孙女万宝宝、儿子万季飞、夫人边涛、儿媳。万里和家人。自左至右:万里、孙女万宝宝、儿子万季飞、夫人边涛、儿媳。

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后,与夫人边涛的晚年情爱更加深挚。边涛晚年行走不便,有些老年痴呆症。当年,是边涛对万里照顾得精心有加,如今是万里对边涛无微不至地照顾。

然而,2003年10月19日上午9点55分,边涛在家里病情突发逝世!87岁的万里难抑悲情,趴在老伴的遗体上放声恸哭:“你走了,我怎么办呀?”闻讯赶到的李瑞环看到这一幕也不禁泪流不止。

边涛离去后,万里每天都放边涛生前喜爱的音乐———《五月的鲜花》。而她的房间,至今丝毫没有改变,床边摆放着鲜花,床头挂着她的遗像,房间里挂满了她和家人的照片。在她生前,家里吃饭的桌子是一个直径1.6米的圆桌,来人时就搭成径长2米的大圆桌;在她去世后至今,家里再也没有换过大桌子;她吃饭的位置至今没有动过,万里和孩子们在饭桌前一直留着她坐过的扶手椅,桌上摆放着她的餐盘碗筷,日日如此,餐餐如此。

万里和边涛的5个子女

在万里和边涛的熏陶下,万伯翱5兄妹在苦难中成长。三子万季飞成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长子万伯翱则长期在体育宣传界担任重要工作,业余时间创作出版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等文学专著和电影剧本《三个少女》、电视文学剧本《十三妹除暴》《少林将军》等,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主持过《中国体育》《运动与休闲》《车王》3本杂志的工作;后来,他先后任国家体委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其他3个儿女也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一颗平常心努力工作。儿女们引以为豪的是,他们不以父亲的职位谋私利,靠着自己的奋发而一步一个脚印地成熟起来。

“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1962年秋日的一个傍晚,北京东城区演乐胡同一个小四合院,万里的家中,聚齐了全家老小八口人。气氛显得颇为严肃,每个人都沉着脸,万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时不时发出抽泣声。

万里说,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不爱,爱孩子,要看怎么一个爱法,怎么对待。长期生活在暖房里是一种爱,放在农村去锻炼也是一种爱,为此,我决定让老大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到农业第一线去,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奶奶和弟妹们都哭了,奶奶说给他多带点钱和生活上用的东西。万里说,不要,什么也不要给他带,一毛钱也不要给他,就是要他自力更生。今后家里不会给他寄钱。

1991年12月,祖孙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欢聚,共庆万里75岁寿辰。1991年12月,祖孙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欢聚,共庆万里75岁寿辰。

万伯翱出发时,妈妈边涛给他带了三样东西——一件是万里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发的一床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被子,一件是万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而万里则送给万伯翱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不爱题字的万里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一遇困难、立即坚持。”

“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

万里的女儿淑鹏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单位工作。她工作努力,认真负责,颇得领导赏识。单位领导想培养她入党。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太深,她对政治不感兴趣,表现虽好,但也没有申请入党。有一次,单位领导进行家访拜会万里,他们对万里说:“小万在单位表现不错,虽然还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但我们想将她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她,让她早日入党。”

万里听后,很平静地对他们说:“不要培养,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嘛!”

淑鹏后来问过父亲,怎么从来不问她关于入党的事。万里对她说:“参加革命入党要靠自觉,我问你干什么呢?”

5.万里的养生秘诀

在中央领导人中,万里算是较为长寿的。万里年近90岁时,读书、看报还不戴老花镜;走路很快,不用拐杖,也不用人搀扶;和别人谈话,思维敏捷,一语中的。

万伯翱说,父亲的养生秘诀是: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

其实万里年轻时也曾是文学青年,从幼年起,读书便成为万里的爱好和习惯。青年时的他充满幻想,非常喜爱文学,当时他很想成为一名文学家。大学时,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书上,尤其酷爱外国名著,最喜欢法、俄两国的文学,对大仲马、雨果、莫泊桑、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都爱不释手。这些作家的作品他都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让他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人生,《九三年》使他看到了革命的力量。中国文学中,他最喜欢鲁迅的作品,尤为喜欢鲁迅杂文。

网球和桥牌是万里的两大爱好网球和桥牌是万里的两大爱好

“文革”期间,万里也像其他老干部一样,受到严重打击。一段时间被“监护”在北京卫戍区,每天面壁思过。他就让家人捎来《鲁迅全集》,利用那段时间,万里将其细看了两遍。“文革”中,万里通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从中寻找解决中国现状的理论依据。万里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能够坐下来读书是不幸中的万幸。”

万伯翱介绍,父亲退休后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午饭后要睡上一觉,一般两点钟起床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比较高,牌友也多,老的少的都有。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职务也不干了,唯独桥牌和网球协会名誉会长,他还愿意当。

万里的桥牌水平很不错,曾经和世界桥牌名将、美籍华人杨小燕女士共同合作获得了1984年度世界桥牌最佳牌手奖——所罗门奖,这个奖是发给当年世界最优秀的桥牌手的。

万里自少年时代爱上网球,80余载一直钟情于此,从未放弃。直到94岁时,万里还活跃在网球场上。他曾亲自创建了安徽省第一支专业网球队伍,修建了6片室外网球场。万里曾经与美国总统老布什、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及其他国际友人、爱国华侨等交过手。在访问澳大利亚时万里输给了霍克总理,他风趣地说:“本来旗鼓相当,在中国我赢了他,不能都赢,要互相给面子。”他开玩笑地说,在外交场合,没有妥协是不行的。老布什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时,和万里经常在国际俱乐部相遇。他当选总统后,来中国访问时又专门约万里打网球。

桥牌和网球是万里生命的重要一部分,他永远重复的口头禅“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诸多好朋友,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

综合环球人物杂志、南国都市报、人民网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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